內蒙古黃河流域:古河道上的“紅柳湖”
內蒙古河套灌區(qū)沃野碧翠,萬物蓬勃生長,縱橫交錯的灌排渠道如一條條金色綢帶,指引著黃河水潤澤河套大地。
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內蒙古考察時強調,治理好烏梁素海流域,對于保障我國北方生態(tài)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烏梁素海治理和保護的方向是明確的,要用心治理、精心呵護,一以貫之、久久為功,守護好這顆“塞外明珠”,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山青、水秀、空氣新的美麗家園。
黃河河湖相連,奔流東下,造就了富饒的河套平原。在“幾字彎”的頂端,草原、大漠與大河相遇,草原文明與農業(yè)文明在此相逢。奔騰不息的黃河以其雄渾的節(jié)拍,演繹了河套因水而生、因水而興的輝煌歷史。
黃河故道
大河孕育的湖泊濕地
“九曲黃河萬里沙,浪淘風簸自天涯”。自古以來,黃河“善淤、善決、善徙”。下游由于決口,主流遷徙,并在較長時期內放棄舊道,改走新道。歷史上它不僅在下游的黃、淮、海平原上遷徙無常,而且在上游的銀川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,中游自禹門口至潼關的河段也都發(fā)生過變動。
據《黃河志》統(tǒng)計,歷史上,黃河有多次重大改道。其中,黃河流域在內蒙古最大的濕地——烏梁素海因黃河兩次改道而形成。
烏梁素海,意為“紅柳湖”,原為黃河故道。據《水經》記載,古代黃河河道在今天黃河河道的北部,沿著狼山南麓流過,后因山體的抬高、泥沙的堆積,使河床不斷抬升,在清代道光三十年(公元1850年),終于致使黃河南移至現在的黃河河道上,留下的黃河故道成為烏梁素海前身。當時水面并不大,后因河套地區(qū)的農業(yè)開發(fā),水渠大量修筑和灌溉,使得烏梁素海水面不斷上升,水面最寬廣時面積曾達到700余平方公里,后逐漸降至今天水域面積293平方公里,成為黃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濕地。
黃河古稱河水,據《水經注》記載,河水入套,南北分流,史稱“南河”“北河”。南河是支流(即現今之河道),由今磴口縣哈騰套海林場以北一帶的黃河分流出后,向東流去。北河是主流,與南河分開后,流經現磴口縣、杭錦后旗至狼山前,然后折向東流,并沿狼山流經杭錦后旗、臨河區(qū)、五原縣、烏拉特前旗,出西山咀與南河匯流。
從《水經·河水》和《水經·河水注》的記載看,北河河道暢通無阻。1976年秋,內蒙古自治區(qū)文物工作隊在今烏梁素海東畔陳二壕發(fā)掘了一座唐王逆修墓,清理中出土墓志銘一方。墓志記載的周圍山川形勢是:“陰山北面,橫崗插河”,天德軍城(當地稱“土城子”,1933年被黃河洪水所淹沒)在其北五里。也就是說,墓地處在天德軍城以南,陰山(指今烏拉山)以北,且有山崗橫出,直插大河。由此看來,唐時北河是自天德軍城之右,直趨南下的,其所經正是今烏梁素海的中部和南部。據《秦邊紀略》記載,今烏梁素海一帶仍是黃河河道,為黃河北河所流經。
《河套人》中記載:“河套東南有一條河,河水由西向東流,直到鄂爾多斯南部一個村子叫‘小橋畔’”。河槽中提取的物品經C14測算,達到2萬年之久。因鄂爾多斯西面沒有河流,只能是南黃河。由此可證明最早的南黃河分成多個叉道流淌。
內蒙古黃河區(qū)域文化研究項目負責人康建國說:“黃河在河套地區(qū)很早就是南北兩支,最初主河道在烏加河,現在是在原來的南河?!?/p>
天賦河套
大漠深處的“糧倉”
九曲黃河十八彎,最大一彎在河套。河套,因黃河得名,一般指賀蘭山以東、呂梁山以西、陰山以南、長城以北之地。黃河沿著賀蘭山向北,遇到陰山阻擋向東,后沿著呂梁山向南,形成“幾”字形,形似套狀,故稱“河套”。
黃河在河套地區(qū)蜿蜒而過,由于特殊的地形原因,流經區(qū)域土壤肥沃,灌溉系統(tǒng)發(fā)達,適合種植小麥、水稻、谷子、高粱、大豆、玉米、甜菜等作物,成為肥沃的灌溉區(qū),此時大批農業(yè)為主的中原居民遷入內蒙古黃河流域,農業(yè)生產有了較快發(fā)展。
《中國邊疆經略史》中記載,在北方地區(qū),移民屯田是此時期邊地開發(fā)與治理的主要形式,從東至西包括今河套至新疆地區(qū)。
《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(fā)現和地理環(huán)境的變遷》中寫道:“開墾以前,這一帶原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,根據在三封廢墟附近采集到的大約屬于新石器時代的石斧、石核各一件來推測,遠在漢代以前,這里就已有人類居住過。在歷史的進程中,墾區(qū)也逐步穩(wěn)定發(fā)展起來?!?/p>
近代以來的考古發(fā)掘成果揭示,內蒙古黃河流域出現了大量農業(yè)生產工具,其中有部分是由官方從中原地區(qū)運入。隨著農業(yè)生產進一步發(fā)展,在當地也出現了自行生產制作鐵農具的作坊。
李銳、崔思朋所著《內蒙古黃河歷史文化》一書中介紹:戰(zhàn)國及秦漢時期內蒙古地區(qū)的冶鐵遺址在秦漢廣衍故城和呼和浩特郊區(qū)二十家子古城中都有發(fā)現。其中秦漢廣衍故城位于今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川掌公社,在緊接古城東墻的斷崖上露出的灰土中發(fā)現有坩堝、銅渣、鐵渣及多種泥范、石范等??脊殴ぷ髡咴嚲蛄斯懦侵苓?8座墓葬,隨葬品中亦有農具鐵器。
此外,在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考古發(fā)現一處大規(guī)模的冶煉廠遺址。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鐵農具、鐵車馬具和鐵武器,還發(fā)現有鐵器鑄模、坩堝、鐵礦石、鐵渣、焦渣、柴炭灰、泥范等物。1960年秋,該處發(fā)現一具完整的鐵鎧甲,經過鑒定,甲片是一種含碳約0.1%-0.15%的低碳鋼,其可能是海綿鐵滲碳后經過反復鍛打后形成的低碳鋼。
《內蒙古地區(qū)出土的戰(zhàn)國秦漢時期農具研究》中表述:由此可見當時冶鐵技術取得了較快發(fā)展,也進一步推動了農業(yè)生產工具的進步,并促進了當地的土地開墾與農業(yè)生產,帶動了當地農業(yè)文化的繁榮興盛。
因水而興
底蘊深厚的河套灌區(qū)
自古以來,先人們便知“因天時,就地利”,修水庫、開渠道,引水澆灌干渴的土地,從而開辟出物阜民豐的新天地。
據《內蒙古自治區(qū)志·水利志》記載:“自治區(qū)境內農墾水利開發(fā)歷史悠久,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中有: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‘使將軍蒙恬發(fā)兵三十萬入北擊胡’,略取河南地。后設置九原,治所在九原(今包頭市西)。并在其管轄范圍內進行移民屯墾,發(fā)展農墾水利?!笨梢园l(fā)現,秦代在推行移民及土地開墾時,就已開始關注河套地區(qū)的水利建設,并取得了初步發(fā)展。
西漢時期,對內蒙古黃河流域農墾水利的管理也高度重視,并官方組織開展了水利建設。據史料記載,從開辟朔方郡之后,“自朔方以西至令居,設置了專門管理開田種地和農田水利機構?!?/p>
《內蒙古自治區(qū)志·水利志》中記載:在西河郡內(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霍洛柴登附近)的一個古城,曾出土“西河農令”官印一方,是漢武帝前期專門掌管該地農業(yè)及屯田水利的官印。由此可見,在西漢時期,河套地區(qū)農業(yè)就獲得了極大發(fā)展,并逐漸成為漢朝重要的農墾區(qū)和塞上邊郡的重要糧倉。
由于屯田水利事業(yè)的較快發(fā)展,內蒙古黃河流域的農業(yè)在漢代取得了顯著的效益。農業(yè)的發(fā)展也一度改變了“轉漕遼遠,自山東咸被其勞,費數十百巨萬”的運輸軍糧的局面。據《后漢書》記載:至東漢順帝時,《禹貢·壅州》之域……北阻山河,乘阸據險,因渠以溉,水春河漕,用功省少,而軍糧饒足。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,開西河,置上郡,皆為此也。
水利建設不僅是高效利用當地水資源以發(fā)展農業(yè),同時也是疏通黃河上游過剩水資源以減少中下游地區(qū)水患的關鍵舉措。
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,游牧文明、農耕文明等相互碰撞,相互融合,積淀了河套灌區(qū)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,烏梁素海這顆“塞外明珠”也越來越美麗。(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郭偉偉)
(圖片除署名外均由鄂爾多斯市博物院、內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館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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