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文人的生命觀:保持對美的熱情
作者:諸雨辰(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)
(崇寧)四年春,正月庚午朔,飲屠蘇……立春,晴又陰,從元明步出小南門,訪崇寧道人文慶……(閏二月)二十一日,晴,叔時來對棋,予敗四局……(五月)初八日,雨,陶君送牛脯、雀鲊、蜜梅……(七月)十五日,晴,子溫來,弄琴數(shù)曲,全甫、允中、信中月下飲牂柯酒,盡一壺……(八月)十三日,晴……十四日,晴……十五日,晴……二十九日,晴。(《宜州家乘》)
看到上面的文字,我們大概很難想象這是北宋文學家、書法家黃庭堅臨終前一年的日記。這一年,他出游訪友、秉燭探洞,與友人對弈、弄琴、飲酒;這一年,他開了肉戒,品嘗著朋友寄來的美味。時間在平淡而安詳中慢慢流動,直到最后的日記中只剩下一個“晴”字。同樣是在去世的前兩年,歐陽修寫下曠世名作《瀧岡阡表》,一改墓志冷靜客觀的寫法,全用母親鄭氏的話概括父親的生平瑣事,并在母親“汝能安之,吾亦安矣”的平靜回憶中收筆?!坝写笔恰稙{岡阡表》的關鍵詞,此時的他已經(jīng)接近自己生命尾聲,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再等??墒菑奈谋局?,我們卻讀不出任何焦慮感,唯有流淌于平靜與溫情中的與父母正式的告別。在北宋文人臨終的詩文中,我們常能看到類似的淡然,蘇軾的絕筆詩也寫:“大患緣有身,無身則無疾。平生笑羅什,神咒真浪出?!保ā洞饛缴搅臻L老》)仿佛他們都在平靜無恙的狀態(tài)下,安然度過了一生。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?
欲了解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,書信是最佳載體之一。書信的私密性會讓他們愿意分享一些真實感受。而宋人的書信中,疾病卻是他們經(jīng)常談論的話題之一。歐陽修于慶歷八年(1048年)“雙眼注痛如割”,皇祐四年(1052年)“忽患腰腳”,嘉祐二年(1057年)“風眩發(fā)作,臥不能起”,嘉祐四年(1059年)“氣血極滯,左臂疼痛,強不能舉”,嘉祐五年(1060年)“兩手中指攣搐”,“藥毒為孽,攻注頤頷間結核,咽喉腫塞”,治平年間“齒牙搖動,飲食艱難”。眼病、腰腳病、眩暈、臂痛、手指抽搐、咽喉腫痛、牙痛,幾乎全身都被病痛長期折磨著。蘇軾也常被疾病所困,元豐六年(1083年)“春夏多苦瘡癤、赤目”,“近復以風毒攻右目,幾至失明”,元祐三年(1088年)“坐處苦一瘡極痛”,元祐四年(1089年)“腰腳蹣跚”,紹圣二年(1095年)“苦痔疾,百藥不效”,這還不算更常見的腹瀉、癤子、咳嗽等小癥狀。王安石于嘉祐四年(1059年)言“腳氣已漸平復,殊以為慰”,元豐三年(1080年)“痞喘稍瘳,即苦瞀?!保S四年(1081年)“頭眴多痰,動輒復劇”。黃庭堅也經(jīng)常敘述“癰方潰,臂作勞輒痛”,“苦腳氣時作,頭眩,脛中痛”,“春來啖苦筍多,乃苦心痛,殊惡”。瘡病、眼病、骨病、痔瘡、腳氣、咳喘……不斷發(fā)作的疾病嚴重影響著他們的生活。
于此,我們可以讀出北宋文人與我們刻板印象不同的另一面。我們給蘇軾貼上了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的瀟灑的標簽,也把王安石想象為似乎永遠不知后退的“拗相公”??墒窃跁胖校K軾告訴參寥子自己請求退休致仕只是因為聽說有人“病甚垂死,因致仕而得活”。也是在書信中,王安石坦白自己“年老氣衰”,僅因為暑熱就感到憊頓;而同時期的詩歌中,他還刻畫了自己“朝予欲獨往,扶憊強登涉”(《游土山示蔡天啟秘?!罚┑睦袭斠鎵研蜗?。在疾病面前,曠達如蘇軾也會生出對生命強烈的渴望,執(zhí)著如王安石也會甘于示弱。書信中的他們更加脆弱,卻也更加真實。
患病之際,人們會寄希望于醫(yī)藥,可是醫(yī)學總有極限。嘉祐、治平年間,歐陽修就開始牙痛,可是一直求醫(yī)未果,直到他去世的熙寧五年(1072年),才終于“令醫(yī)工脫去病齒,遂免痛苦”。病齒讓歐陽修常年“飲食艱難”,甚至有時說話都困難,他曾在書信中與王拱辰交心,感慨中年以后遭遇疾病,“醫(yī)方亦多難得效”,言語之間流露出對求醫(yī)的絕望。求人不如求己,宋代文人多有儒醫(yī)身份,蘇軾、黃庭堅都精于醫(yī)術,也樂于和朋友分享醫(yī)方。蘇軾任杭州知州時,就與錢勰分享了自己“惟用溫補藥”治愈腰腳病的經(jīng)歷,并力勸錢勰不要總用樸消、大黃等性寒之藥。黃庭堅也樂于給別人開藥方,他給王云開出調養(yǎng)腑臟之方,給鄭僅開河魚丸、桃紅丸來治療痢疾,教王直方艾灸法治療病疽,用托里散、追風散、云母膏治療瘡毒,建議逢興文用犀角丸和竹瀝法治療兒子的癰腫……可是作為儒醫(yī)的他們最終也不得不與疾病和解,在宜州的歲月里,黃庭堅似乎終于意識到已不知如何用藥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。在兩次向子澤判局問藥后,便不見他再提及治療。支撐他們的,想必是醫(yī)藥以外的因素。
醫(yī)學界有一句名言:“有時去治愈,常常去幫助,總是去安慰?!毕噍^于治愈,慰藉與關愛常常能為病患帶來更多生命的動力,現(xiàn)代敘事醫(yī)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開創(chuàng)的。通過在輕松的氛圍中與親友傾訴病情,患者獲得了情感宣泄與交流;收到來自他人的安慰或者治療方法;進而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,并獲得哲學思考與心理療愈。宋代發(fā)達的交通與郵遞系統(tǒng)正好為文人之間的相互慰問提供了便利,在《宜州家乘》中,黃庭堅幾乎隔三岔五便收發(fā)郵件。也是在反復傾訴病情的過程中,他們漸漸對疾病與生死有了深層次的領悟。
紹圣二年(1095年),蘇軾在惠州患痔疾,他分別致書黃庭堅、程之才、王庠、鄧守安等人,敘述自己“百藥不效”,于是斷酒斷肉,每日只吃淡面兩碗、胡麻、茯苓少許。幾封書信的內容大體一致,編入全集后可能讓人覺得重復乏味,可是反復的交流與傾訴卻讓蘇軾對疾病與生命有了不同層次的體認。蘇軾與程之才講到胡麻、茯苓的藥性、烹飪方法,停留在抵抗疾病的治療層面;與黃庭堅、王庠談此事則引申到食戒與枯槁之味,已經(jīng)上升到修身養(yǎng)性;至與鄧守安的信中則上升到“達觀久,一喧靜”的哲學思考,看慣了喧鬧與清靜無別,當然也就理解了生死之間的自然連貫。這樣的書信交往有點類似于“群發(fā)短信”,文人在與不同對象的交流中,反復咀嚼病體、審視疾病與治療過程,也形成了從飲食、藥理知識到修身、悟道的多重思考。而那些往來的書信就成為一場漫長的告別。死亡有條不紊地到來,留給文人足夠的時間去理解生命;它在友朋的陪伴中到來,讓文人來得及與疾病、與衰老、與他人,也與自己和解。病重之際的蘇軾終于理解了莊子說的“在宥天下”,這種心境既是與世界的和解,亦是在生死面前放下執(zhí)著,找回謙卑之心。
而在擁有了和解心態(tài),開始正視衰病與死亡的陰影后,文人們反而激發(fā)起更多的生命活力。晚年的歐陽修頻頻提及對《新唐書》的牽掛,王安石也一再惦念他的《字說》,這是在學術的毅力中追求生命的價值。他們又堅持把玩物賞美的雅趣貫徹到生命的終點,歐陽修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在為金石拓片撰寫跋尾。在《唐韓覃幽林思》中,他列出了一連串故去的友人之名。歐陽修可能意識到,生命的脆弱亦如這些金石碑刻一般,可是他依然迷戀于此。黃庭堅晚年患有嚴重眼疾,卻仍熱衷與人交流書法行筆之意,品鑒、分享《蘭亭禊飲詩敘》等摹本,把對美的熱情保持到生命的最后階段。
由此我們也許可以理解,何以北宋文人總能讓我們看到“光風霽月”般的精神世界。傳統(tǒng)儒家哲學總是講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其實是回避談論生死問題。而北宋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,卻讓他們一次次真實地置身于生死之間的語境中。在一場場漫長的告別中,文人漸漸意識到老病如時序一般不可逆轉,他們唯一能做的是讓生命之花在漫長的四季中更好地綻放。他們的生命態(tài)度可以反過來概括為“未知死,焉知生”。在漫長的衰病敘述與交流中,文人理解了死亡,同時更加執(zhí)著、迷戀于生命。于是,當人們去追問什么是死亡的時候,北宋文人用其“不朽的生命”回答了到底怎樣才算是“活著”。
《光明日報》(2024年03月29日 16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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